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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州州署遗址

发布日期: 2015年02月09日 11: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浏览次数: 3202

鸟瞰图

                                                    发掘工作及成果 
    自2013年3月至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山西省新绛县县城内的绛州州署遗址进行了为期近20个月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和清理工作,总的发掘面积达6300平方米。
   截至目前,考古发掘的区域范围包括两处,一处是2013年3月至2014年6月之前所发掘的位于现存大堂建筑前(南面)的一片区域,发掘面积为4800平方米,将其编号为I区,一处则是位于现存二堂后边(北面)的另一片区域,发掘面积为1500平方米,编号为II区,目前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I区的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对该区域内的建筑布局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基本为中轴线对称,轴线与现存大堂建筑的轴线相比略西。在轴线上分布着堂前院落和院落前(南面)区域,在堂前院落的两侧则为各时期的绛州州署附属院落建筑群。

    堂前院落由两条较长的东西院墙和一条东西向的南院墙组成,其中两条东西院墙至南朝轴线方向倾斜,形成了一个略呈斗状的平面布局,面积在2000平方米左右。在院落内的轴线上自北而南分别清理出三座由小而大的砖包月台、一条立面砖砌包填土的甬道、一座方形砖砌建筑的基址、一块砖铺地面和一面遭破坏的砖砌坡道。三座月台中最小的月台系宋代遗迹,保存较差;中间一座月台为元代遗迹,夯层明显,其中在两个近角处的夯层内都掺杂有瓦片,推测其上可能存在带屋顶的建筑物;最外层的月台为明清遗迹,与元代月台间填土未见夯迹。明清月台的南端与甬道相接,应系同时修建。甬道贯穿院落中间,将院落分为东西两部分,曾多次重修和改建,在它的近南端最早修建有一座方形建筑,后扩建为一座八边形的建筑。方形建筑基址推测为元代遗迹,全部被包裹在甬道之内,近四角均青砖立摆,似为立柱而作。紧邻方形建筑基址为一块砖铺地面,地面四边皆有立砖作边。再往南为一面坡道,全部用立砖铺砌,青砖摆法呈重叠连续的人字形纹,推测与方形建筑基址为同时期遗迹,使用年代为元代。院落内其他建筑也呈对称分布,两条与东、西院墙并行的甬路及院落地面全部用青砖铺砌,其时代与甬道同时。院落内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出土遗物多为明清时期的瓷片,应系清代晚期短时间堆积而成,废弃年代约在清光绪年后。
  另在I区2013年度发掘区域内,将宋代月台两侧发现的砖砌道路清理出来,其走向在向南铺砌近30米处时折向轴线方向,与轴线上清理出的宋代砖铺地面相接。
  2013年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曾在大堂院落西侧院墙外发现过部分夯土,但未能搞清楚其分布范围。为了不破坏保存较好的明清时期院落,在今年I区的遗址航拍结束后,我们进行了部分选择点的发掘,其范围从堂前院落的东墙外一直延续到轴线甬道内,可以认定是一处早于宋代文化层的建筑遗迹,其具体的范围和性质仍需作进一步的工作。
  两侧的附属院落地层堆积可分为四层。第①层为明清时期文化层,第②层为元代文化层,第③层为金代文化层,第④层为宋代文化层。该区域内的遗迹保存较差,两侧均以房址、道路、地面居多,另有少量的窖穴、灰坑等。多数的房址由于破坏较甚,面积、体例、结构等都不甚明了,唯在大堂院落东侧区域的④层清理出分布非常整齐的础石,础石形状多数呈矩形,东西呈三排,南北可较清楚见六行,间距相同,排列齐整,明显应系宋代房屋的柱础石遗存。该区域内发现的遗物包括瓷器、陶器、建筑构件及金属货币等,尤其是铁质钱币的出土颇丰,经初步统计目前发现的数量已在12000个以上。在其中一座灰坑中发现了少量的铜质和成堆的铁质钱币,随铁钱一起出土的一个陶罐内壁发现了大量的铁锈,其中有一枚铁钱仍粘连于内壁上,应该是专门放置铁钱的器物。由于锈蚀严重,铁钱粘连情况严重,多数无法剥离,后通过除锈等科技手段,完成了几十枚铁钱的处理,目前共发现六个不同时期的北宋年号,其所属时间段集中分布在北宋中晚期,尤以宋徽宗时期的“政和通宝”数量最多。

Ⅱ区明清文化层情况航拍图

    II区发掘区域的选择,在对古代传统建筑“前堂后室”的认识及对古代文献的查阅后,定在了二堂北面的内宅部分,以期从整体上全面了解绛州州署的布局,同时找到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遗迹遗物。通过对I区发掘过程的认识和思考,对II区的发掘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将最东侧的三个探方定为实验方,先行向下发掘并清理至生土;其余探方改用大面积整体向下清理,按统一的进度进行发掘,逐层清理,在发掘到同样深度时,打掉隔梁,仅保留关键柱。从目前发掘的情况看,II区清理出的遗迹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类遗迹,包括房址、道路、地面、排水、厕所、灰坑等。该片区域内的建筑分布也以轴线为准呈对称分布,在现存二堂的北侧,中轴线上清理出一座明清时期的房屋基址,基址以青砖砌筑,面阔三间,柱础位置保存较清楚,在两次间内还清理出两座位置对称的灶台,该灶台的形制为炉口居中,前端为长方形的出灰口,另一端为长约两米的烟道,推测应为当时房屋的取暖设施,类似现在的地暖。此类灶台在I区不见,而在II区发现达十余处之多,这应该是与建筑使用分区有直接的关系。II区发现的遗物也多与生活有关,包括瓷器、陶器、钱币、文化用品及装饰小件等杂物。另在该区域实验方的④层,清理出一块镌刻大唐乾封年间的残碑,碑石上雕刻有造像,碑文内容为供养人阎氏为其亡夫所立,可惜残存较少,内容多不明。

人字形铺砌的坡道

建筑材料之瓦

金饰

陶制人头俑

带“管”字铭青砖

 

 

    绛州州署根据文献记载,自初唐开始在此设立绛州总管府,后历代州署皆在原址沿袭使用,文化面貌可谓丰富。通过两个年度对绛州州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该遗址的建筑布局和文化面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作为保存较完整的一处古代官式建筑,它的结构布局在各时期基本上都沿袭了古代传统建筑群中“前堂后室”的建筑形式,遗址的区划因使用性质的不同区分明显,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杨及耘   王金平)
 
 
                                              出土瓷器特点
    现存州署大堂的前面区域,出土了大量的碗、盘、盆、罐等日常生活用器和砖、瓦等建筑构件;其中瓷器残片的出土数量最多,内涵最为丰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造型丰富多样   时代特征明显  
     绛州州署遗址共分唐、宋、金、元、明清五个文化层,除唐代地层没有发掘外,其余每一层位都出土有大量的瓷片,数量多、种类丰是此次出土瓷器的最大特点。器型上,有碗、盘、碟、勺、茶盏、罐、缸、瓶、壶、杯、洗、水盂、盒、枕、行炉、灯盏、花盆、香炉等实用器,其中碗、盘类饮食器具所占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也见有极少量的瓷塑类玩具。釉色上,以单色釉中的白釉、黑釉瓷、青花瓷为大宗,青釉也占有较大比例,此外还有茶叶末釉、酱釉、黄釉、蓝釉、三彩、红绿彩、粉彩、琉璃、珐华等。
  唐代器物以碗为代表,底足特征十分明显,有饼形实足、玉璧形底足和玉环形底足。器型有大、小两种。大型碗多饼形实足,敞口,折沿,腹壁较深。小型碗类为典型的邢窑产品,或称盏,这种碗多为厚唇外凸,浅斜腹,底足经切削处理,足心浅凹,足沿宽窄不同,因形似玉璧或玉环,而得名“玉璧底”“玉环底”。宋代遗物以耀州窑刻花青瓷最具代表性。金代层位中出土了不少的瓷枕,而一件虎形枕的标本颇为珍贵,这件虎枕残存头、腹一侧,呈伏卧状,怒目圆睁,形态生动,器表满施黑、黄、白三种釉色,色彩鲜艳,对比强烈。胎色砖红,胎体较坚,此类产品长治地区多有出土,八义窑和磁州窑等都有生产。元代器物中出土有较多的高足杯,还有比较典型的钧釉碗。明清民国时期瓷器遗物,则以景德镇青花、粉彩瓷居多,也有晋冀地区白釉褐彩瓷。
  窑口庞杂   名窑荟萃
  绛州州署的使用时间很长,自唐讫清,相沿不断,各个时期不同窑口的瓷器竞相进入,成为州署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必需品。经过整理比对,可确定的外省窑口主要有唐代河北邢窑、浙江越窑等;宋金时期有陕西耀州窑、河北磁州窑、河北定窑、江西景德镇窑(影青瓷)、浙江龙泉窑等;元代遗物较少,窑口较难断定,大致有江西景德镇窑(枢府瓷)、钧瓷类型、白釉黑褐彩类型等;明清时期则以江西景德镇窑为主,少量有浙江龙泉窑产品。

元磁州窑白釉褐彩花卉纹罐


 此次出土的瓷器遗物,大量产品是来自山西本地窑场所烧,尤其是州署周边地区,可确定的各时期窑口主要有唐代河津北午芹窑、宋金及以后的霍州陈村窑、临汾龙祠窑、长治八义窑。山西自古窑场星罗棋布,种类繁多,很多窑口的产品十分相近,很难区分,给窑口的判定带来很大困难,仍需继续调查研究,或者进行科学检测方可解决。
   遗址出土遗物几乎囊括了全国南北地区大部分的名窑产品,这类器物胎体坚致细密,釉面光洁,器型规整优美,主要是供当时州署内较高级别的官员及其家眷所用。粗胎瓷器,造型普通的黑白釉碗、盘或者民窑小窑口生产的青花瓷则主要供给普通人员所用。值得一提的是,遗址内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青釉瓷片,其中一些胎体较致密,胎色铁黑,釉色莹润,釉层较厚,多开片,其特征与南宋官窑十分接近。有些则为香灰胎,胎体较薄,釉色天青,与河南汝窑颇为相似,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装饰方法不拘一格
  瓷器依装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素面、剔花、划花、刻花、印花、画花、绞胎、绞釉、贴塑、堆塑等。绛州州署遗址发现的瓷器基本涵盖了上述所有装饰方法,而素面装饰的瓷器作为瓷器的主流,在整个瓷器的发展史上独占鳌头。
  遗址出土的唐代瓷器几乎全部为素面白釉碗。而进入宋代,各种装饰方法的出现打破了素面瓷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瓷器大放光彩。画花是装饰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自宋金经元一直到明清久盛不衰。出土物中,画花装饰的器物主要有河北磁州窑和山西诸窑的白釉黑褐彩,明清民国时期景德镇以及山西窑口的青花瓷,从严格意义上也是画花瓷的一种。画花装饰是极富艺术表现力的装饰手法,它将以纸为载体的绘画技法,娴熟地运用于瓷这种载体,展现给世人另类的视觉享受。
  绛州州署发现的器物中数量最多的,还有耀州窑的刻花青釉瓷,刻花装饰技法的运用可谓达到了极致,有“偏刀重刻”之称。刻花瓷皆刀法娴熟,力道十足,立体感强,表现力丰富,而纹饰却流畅洒脱,尽显瓷工的精湛技艺,可谓酣畅淋漓。
   纹饰题材广泛   风格不一
   绛州州署遗址出土的瓷器,无论使用何种装饰手法,所表现出来的纹饰图样可谓千姿百态,绚丽多彩。归纳总结所出瓷器上的纹饰,大致可以从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两个方面来分析。
   主题纹饰,即主要纹饰,指瓷器上最为显眼的位置出现的纹饰,比较醒目,引人注意。此类纹样主要有植物纹(牡丹、莲荷、菊花、梅兰竹菊等)、动物纹(龙、凤、虎等)、人物纹(高士、婴戏、侍女、神仙)、自然景物纹(亭台楼榭、洞石花草)等。
   辅助纹饰,即边饰,系在瓷器边缘部分装饰的纹样,起到烘托陪衬主题纹饰的作用。辅助纹饰常见组合纹样,包括万字、方胜、如意头、回纹、水波纹、火纹、云纹、连环纹、龟背锦地纹等。另见有诗文、吉语、墨书等。
  绛州州署遗址出土的瓷器,集中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南北各窑的瓷器特征,其丰富的内涵,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陶瓷的发展史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也见证着州署的整个兴衰史,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对研究该区域不同时代的社会生产状况、经济发展、人文特点及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等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杨及耘   曹   俊)
 
                                              发现的北宋铁钱 
    绛州州署遗址发掘清理出的遗物中,铁质钱币的数量特别多,截至目前的初步统计已超过12000枚铁钱。
  绛州州署遗址发现的铁器从发掘情况看,均出土于I区大堂前院落两侧区域,主要在①层、②层和③层发现,即明清文化层、元代文化层和金代文化层,尤以金代文化层为最。文化层中发现的铁器均呈零散分布,唯在T0711H25中发现了成堆堆积的铁钱,伴随铁钱出土的陶片后经修复为体量较大的陶罐,在陶罐的内壁上可见星星斑斑的铁锈痕迹,尚有数枚锈于其上,判断应为储藏铁钱的器皿。
  对部分保存较好的铁钱经试验室除锈处理后,目前可辨的铁钱种类包括宋神宗时期的“熙宁通宝”(1068年),宋哲宗时期的“元祐通宝”(1084年)和“绍圣元宝”(1094年),宋徽宗时期的“崇宁通宝”(1102年)、“大观通宝”(1107年)和“政和通宝”(1111年)等六种年号。其中“绍圣元宝”和“政和通宝”有篆书和楷书两种样式,大小相同,是谓“对钱”;“元祐通宝”为篆书,“崇宁通宝”“熙宁通宝”“大观通宝”皆为楷书。
  中国铁钱始自西汉初期的铁“半两”,至北宋时期达到铁钱使用的一个高峰期。北宋初期的河东路(今山西地区),实行铜钱和铁钱并用的措施,并且在元丰二年(1079年)设立了“大通监”监铸铁钱。《山西通志》载:“大通监,治铁盈积,可供诸州军数十年鼓铸。”山西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煤、铜、铁资源尤为富饶,对于铸造铁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绛州州署遗址发现的铁钱从目前除锈处理后的几十枚看,多属北宋中、晚期;数量以“政和通宝”为最。根据文献记载,北宋一朝铁钱的使用,开始仅限在川峡、陕西等地,沿袭旧制采取铸造和使用铁钱的政策。中晚期随着周边贸易的发展,铜钱虽每年铸造,但仍然逐渐被周边国家吸收,耗费巨量;同时又因军费开支、每年岁币、巨额俸禄等原因,开始大量制造和使用铁钱。河东路在北宋之初,采取铜铁钱并行的政策,到徽宗之时,河东路则只专行铁钱。绛州州署遗址铁钱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北宋一朝的货币政策和政治形势的走势。
  河东地区的铁质钱币在北宋铁钱中素以样制精好、字口深峻、棱角分明、书法精美而著称。其铸造方法与铜质钱币一样,采取以新铸铁钱在沙模范上按印再铸新钱的做法。绛州州署遗址出土的北宋铁钱充分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冶炼铸造技术和书法艺术水平,为我们研究铁质钱币这一类较特殊的币种发展和演变及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铸造、书法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实物研究资料。
  此外,绛州州署遗址还清理出数量不多的炉灶遗迹和坩埚遗物,是否与发现的大量铁质钱币存在归属关系,值得再深入的研究。  (杨及耘   王金平)

 

 

 

                                                 发掘收获与思考
    自2013年开始至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绛州州署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结合近两年来对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将本次考古发掘的一些基本认知和发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困惑及思路的改变公布出来,希望能够起到交流探讨的作用,对于此类遗址的发掘有所禆补。
  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绛州州署遗址首先具有以下特点:
  一、遗址延续使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文化面貌丰富 
   据文献记载,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于柏壁镇置东雍州,太和十一年(478)置正平郡。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改为绛州,武帝时复移于柏壁。建德六年(577)再迁徙于今新绛县城处,废正平郡,改为绛郡。唐武德元年(618)置绛州总管府。此后一直作为州治沿袭,直至前些年仍被作为学校使用。通过前期的考古调查,绛州州署遗址面积(不包括与其相邻的绛守居园池)就有30000平方米左右。目前遗址内的考古发掘面积达6300平方米,清理出土了大量各类遗迹和种类多样的遗物,包含的文化面貌非常丰富,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至少自唐以降,宋、金、元、明清时期的文化面貌均存在于遗址中。
  二、遗址内的遗迹主要与建筑有关,且保存情况都较差;一般遗址中最常见的灰坑类反而较少
  遗址目前发现的遗迹单位数百个,超过八成的都是房址、道路、墙基、排水等建筑类遗迹。此类遗迹的保存情况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化面貌越早的遗迹,保存情况越差。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其沿袭使用时间长、朝代的不断更迭变换及自然灾害等都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人为因素更多一些。该遗址现存文化面貌中以明清文化层保存较为完整,可以看出前堂后室的基本格局,但在其他更早地层的文化面貌中,整体上基本呈支离破碎、凌乱不堪的状态,完整保存的遗迹单位基本不见。在其他一般遗址中常见的灰坑类遗迹反而在此遗址中很少能够见到。这与遗址的性质有直接的关联,作为一座官式建筑,在使用期间,肯定有专门倾倒废弃物的固定场所。
  三、遗迹现象与层位关系的分析解读较为困难,单个遗迹的使用年代可能存在于两种文化面貌中
  在考古发掘中,对于单个遗迹现象层位归属的分析解读,存在一定的困难。这是因为遗址中的堆积基本上都是各时期各类遗迹相互叠压或打破而成,与一般遗址中的地层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层位关系的分析认识比较困难,尤其是在发掘伊始,认知尤为艰难。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单个遗迹的使用年代存在于早晚两种文化面貌中。这种情况在建筑基址类的遗址中应该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因其在建筑物的重建或改扩建中,或因保存情况较好而得以保留使用。
  四、出土遗物种类丰富,除建筑构件外,多以生活类为主
  作为古代绛州的行政管辖地所在,州治又是行政长官办公和生活的场所,遗址内出土种类丰富的遗物,也就理所当然。遗址内遗物除发现各时期的砖、瓦、各式屋顶构件外,数量最多的就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遗物,种类包括瓷器、陶器、石器等。在该遗址内还发现了大量的铁质钱币,数量经初步统计约在12000枚以上,伴随出土的还有少量炉灶遗迹和坩埚类遗物,当时的铸币场所是否设在州治之内,还需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确定。    
    五、因使用上的区别,其功能用途上的区域划分非常清晰
  建筑类遗迹存在一个共性,在建造之前就会对建筑群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前堂后室”是最具代表性的做法。绛州州署遗址也是遵循了这一理念,前面为行政办公区域,后面为内宅生活区。通过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到,在“前堂”区,遗物多以建筑构件和瓷器、陶器、货币为主,而大多数的生活用品,如金饰、骨梳,头簪等均在“后室”部分出土。这说明因建筑物功能用途上的区别,在整体区域上的划分存在明显的不同,掌握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基本认识,对于此类遗址的发掘可以起到借鉴帮助作用。
  由于之前山西从未发掘过如此大面积且文化面貌较晚的建筑类遗址,而且地方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也提出了以后要进行遗址展示的想法和要求,所以我们在制定考古发掘计划书时,几经谋划,曾提出过好几种思路的发掘计划,最后还是选择了大面积布方发掘的方式;但是从遗址展示的角度考虑,同时决定对所有的遗迹单位都予以保留,只在未发现遗迹的空白地带继续向下发掘清理。经过一点一滴的发掘过程,我们获得了相应的认识,也逐步地对发掘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对绛州州署遗址的发掘,总结起来,我们认为对建筑类遗址的考古发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做发掘计划之时,要大量查阅与记录遗址有关的史籍文献
  历史时期的考古与文献存在紧密的关系。一些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在当时的史籍上都有所记载,有的可能语焉不详,也有的可能一笔带过,但对于考古发掘计划的制定肯定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至少对于发掘区域的选择会有所帮助。我们在查阅清《直隶绛州志》中,可以看到当时州治的示意图,虽然与发掘结果有一定出入,但整体格局上还是基本一致,对发掘工作还是起到借鉴指引作用。
  另外,对建筑类遗址的发掘,必须要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发展和布局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建筑地面基础部分的形制、结构和做法等要有所认识。因为在建筑类遗址发掘中遇到的都会是建筑的基础部分。
  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进行整体性的大面积发掘揭露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对绛州州署遗迹进行考古调查时,看到了之前当地文物部门在大堂前轴线上发掘的一条长约50米、宽2米的探沟,并且还画出了地层线,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发掘的进行,确认这是一条完全布方在明清时期甬道中的探沟,其所画的地层线只是修建甬道时的填土地层,对于整个遗址的认识不仅根本不起作用,反而产生了误导作用。
  建筑类遗址普遍都存在各文化层遗迹损毁严重的问题,倘若发掘面积较小,那么一个遭破坏的大型单体建筑的基址,只会暴露局部,对于该遗迹性质和形制的认识就会产生偏差,窥一斑而不识全豹,进而对整个遗址群的布局和排列产生误判,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进行整体性的大面积考古发掘揭露,即便是条件不允许整体发掘也要争取做到尽量大面积揭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遗址的整体情况有最全面清晰的认识。
  三、采用布方发掘时,要在发掘范围内控制每一个探方的发掘深度,做到整体向下
  作为一般遗址的发掘现在普遍都是采用布方发掘,绛州州署遗址的发掘也采用布方发掘法,但由于没能意识到控制发掘深度的重要性,仍然像对待一般遗址的发掘一样,造成个别没有发现遗迹现象的探方进度较快,最后形成一种每个探方各自为战的结果,对于某些遗迹的分析判断造成了一定的错误认识。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我们对于发掘方法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发掘范围内挑选若干个探方为实验方,先于其他探方发掘,了解该片区域的地层堆积;其次,严格控制每个探方的发掘进度,保证发掘区域内的探方基本保持在一个范围较广的文化层面上;再次,在探方发掘到分布范围较广文化层后,打掉隔梁,保留关键柱,进行发掘区整体向下的发掘方法。
  四、对于搞不清楚的遗迹单位,切不可以建筑材料的年代判断其时代和归属,要结合所在文化层的出土遗物加以研判
  在进行发掘工作时经常会清理出某些单体遗迹,不好判断属于哪一文化层内,又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性质和时代,这时切不可用其本身使用的建筑材料来判断,莫看到一块带绳纹的唐代青砖就判断它是唐代的遗存。在绛州州署遗址中,发现大量早期的建筑材料仍然在后期各个文化面貌的遗迹上使用,如明清时期砌筑的月台上,唐、宋时期的建筑材料都可以发现。要结合所在文化层的相关出土遗物来加以研判。
  五、对于一些遗迹单位,确有需要可酌情考虑将其清理
  绛州州署遗址的发掘方法最终采取了布方发掘,同时也决定将所有清理出来的遗迹单位都予以保留。这种发掘方法有一定的好处,如明清时期大堂前的院落部分,保存较好,对于以后的遗址展示可以让游客看得懂。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相当大的弊端,即该片区域的发掘工作不能继续向下进行,所以在遗迹II区发掘时,我们决定如果在下层文化层有重要的遗迹发现,衡量利弊后,可以考虑将晚期文化层中一些不太重要的遗迹清理。
  六、新科技手段在考古发掘工作中的使用,可以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在的考古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把手铲走天下的年代。在本次发掘中,我们使用了无人航空器航拍及全息三维扫描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无人航空器的使用对于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各遗迹单位间的相互关系可提供最直观的帮助。全息三维扫描技术在本次发掘中的使用,从保留资料的方面考虑,可以为发掘现场提供详实的资料记录,同时也可为以后的展示提供发掘场景的影像资料。

责任编辑:惟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