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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村遗址

发布日期: 2015年01月28日 16: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浏览次数: 3916

丁村附近汾河河谷地貌

    丁村遗址发现于1953年,1954年9~11月,贾兰坡领衔,裴文中、吴汝康、刘宪亭、邱中郎、王择义、吕遵谔、王建等人参加,在北起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火车站南北长11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掘,发现含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的地点14处,并对54:90、54:97~54:99和54:100等9个地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掘,共获得2005件石制品,27种哺乳动物化石和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这些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和早期智人的空白。 

1954年丁村54:100地点犀牛化石发掘现场


    丁村遗址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周口店以外地区发现的首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使我国的旧石器考古走出周口店而迈向广袤的天地。它的发掘与研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业务骨干,对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58年由裴文中、贾兰坡等编著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从地质地貌、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石器遗存等方面对丁村遗址进行了全面研究。这是我国学界用中文编写的第一本旧石器考古专著,成为上世纪50~80年代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范本和必备参考书。而丁村遗址的发掘研究模式也成为解决我国北方土状堆积和河湖相地层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典型范例。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丁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山西省的旧石器考古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53年,丁村遗址发现后,山西省文管会立即派遣王择义、王建进京学习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王择义专攻动物化石,王建师从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学习旧石器。由于山西地区的旧石器往往与动物化石共生,被称为“化石猎手”的王择义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在山西及周边地区发现了百余处旧石器地点。王建则与贾兰坡长期合作,相继发掘了匼河、西侯度遗址。在贾兰坡的领导下出版了《山西旧石器》《匼河》两本专著,使山西的旧石器考古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丁村遗址群石器地点分布图


    1976年,由于特大洪水对丁村人化石产地54:100地点造成严重威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呈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张德光、解希恭、陶富海、白玉珍、武文杰等,并特邀吴新智,对54:100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一块幼儿顶骨化石和一批动物化石及石制品。与此同时,在汾河西岸Ⅲ级阶地底砾层中发现了76:006、76:007、76:008等三个旧石器地点。  
    1977年王建、陶富海在汾河西岸Ⅱ级阶地底砾层中发现含有细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77:01地点),并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鉴于这一发现和丁村一带汾河两岸Ⅲ级阶地中普遍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地点的启示,1979年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汾河两岸Ⅳ级阶地中寻找人类足迹,在汾河东岸Ⅳ级阶地中发现的6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地点,证实了这一预判。 

丁村遗址石制品


  丁村遗址的第二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空间分布上的突破:新的发现表明,丁村人的文化遗物不仅仅局限于汾河东岸Ⅲ级阶地11个石器地点,其生活足迹遍及汾河两岸。其次,是时间分布上的突破:汾河两岸各个阶地代表着不同的地质阶段,Ⅳ、Ⅲ、Ⅱ各个阶地都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意味着丁村一带的古人类从二三十万年前的中更新世中晚期到二万年左右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再次,是文化分期上的突破:1954年以来丁村遗址一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典型代表,新的发现使它在文化分期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建、陶富海在1979年底召开的“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50周年纪念会”上以《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概述》为题,对这一阶段的发现作了全面的回顾总结。他们认为:发现于汾河东岸Ⅳ级阶地中的石器地点,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从三棱大尖状器、大尖状器、砍斫器、石球等典型器物以及石核、石片的特点看,它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文化,不仅性质相通,而且有着清楚的传袭关系。而汾河西岸Ⅱ级阶地中发现的含有细石器成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由两种成分组成:一种是沿袭丁村文化打击方法打制的粗大石器;一种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作的、与下川文化相似的典型细石器。其碳14测年为距今26400±800年,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上测年最早的细石器遗存。此次会议上王向前、王朝栋、陶富海以《丁村一带第四系观察》为题介绍了遗址群的地质和地貌。这些都使学术界对丁村遗址和丁村文化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1978年,由尹子贵、陶富海负责的“临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宣告成立,担负起丁村遗址的保护工作。从那时起,陶富海在丁村一待就是几十年。主持了80:01地点的发掘,发表了《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80:01地点发掘报告》等多篇旧石器考古论文。此外,陶先生还把大量精力投放到了丁村民居保护和晋南地区汉民俗研究和历史阶段考古学研究上,发表多篇论文专著。1985年为配合南同蒲铁路复线工程,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向前、石金鸣、李占扬一同在解村西沟79:02地点和77:01地点又进行了小型发掘。并在东距丁村7公里左右的大崮堆山发现一处史前石器制造场。这些都为充实丁村遗址的史前文化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和研究线索。 
    回顾丁村遗址60年的研究历程,前30年,学术界有关丁村遗址讨论大部分集中在地质时代上。1976年以后,学术界对丁村遗址年代测定,与丁村文化石器类型、打制技术等方面的探讨逐渐兴起。1994年,在丁村遗址发现40周年之际,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举办的“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多位学者就丁村遗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涉及大小石器传统与丁村文化性质,丁村石器分类研究、河流埋藏环境与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掀起了丁村遗址研究的一个新高潮。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在1994年发表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中,对1976—1980年期间丁村遗址群调查发掘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丁村文化是以大石片、三棱大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双阳面石刀、石球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一种区域性文化。它们在丁村遗址群内三套不同地质时代的地层中均有分布,说明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因此将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石器组合看成是同一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丁村文化早段、丁村文化中段和丁村文化晚段。     2014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对第二次大规模调查发掘的材料进行了详尽考古学分析,对丁村文化提出了新的认识,将其归纳为:隐含在“丁村石器工业”背后的以三棱大尖状器、斧状器、石球等器物组合为“符号”的人类行为总和。“丁村石器工业”包含三大类:一类是以角页岩为主的硬质石料打制的大石片、大三棱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锯齿刃器、凹缺刃器、刮削器等有刃类工具;一类是以石灰岩、砂岩等软质石料打制的石球。这两类工具在丁村遗址群早中晚期石器地点中都有出现,贯穿了丁村文化早中晚期。此外还有一类,是以燧石等精细原料打制的细石叶技术类工具,这类工具只出现在丁村文化晚段的77:10地点。 
    进入21世纪,丁村遗址群的研究再次进入了一个发现与研究的新周期。 
   2002年,丁村文化工作站周倜在丁村遗址群北部区域内土状堆积中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2004年,王益人、周倜对这些地点的地质地貌、出土层位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在黄土顶部第一条古土壤(S1)条带中发现4个石器地点。这是丁村遗址群范围内第一次在土状堆积物中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明了十多万年前丁村一带马兰黄土底部的S1条带中比较普遍的存在着丁村人活动的痕迹。然而,这些发现仅仅是一些初步调查的考古线索,发现的标本只有十几件。如果不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要想弄清其文化内涵是不可能的。  
    201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丁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工作计划》中提出“借鉴国外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模式,将丁村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的设想,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2011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丁村文化工作站在丁村遗址群南部发现5处石器地点,并且在石沟遗址调查中发现一块人类枕骨残片。2013-201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获得了大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该遗址位于丁村遗址群南端石沟村采砂场,其地貌部位汾河Ⅲ级阶地前沿。石沟遗址第2地点顶部有约2米的黄土堆积,文化遗物发现于厚约1.2~1.5米具有两个旋回的砂砾层中和底部厚10多米的洪积巨厚砾石层中。鉴于多年来河流相旧石器遗址发掘的经验教训,我们在此次发掘中,采用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田野发掘方法,精确定位出土遗物和遗迹现象,并重点强调了对特殊地质现象和重要遗迹现象的保护与提取。在发掘中特别注意到,在中上部两个砂砾层旋回所夹的粗砂层中普遍发现了分布不均的碳屑密集聚集区,它们多与河漫滩相的泥质粉沙土相伴,我们对其中堆积较厚的两个碳屑密集聚集区进行套箱提取。此外,还套箱提取了探方西南角砂砾层中发现的一条高度超过1.5米的垂直裂缝。这些遗迹现象的采集是一种新的尝试,为研究其地质变迁、复原埋藏环境以及丁村遗址公园建设和博物馆展陈提供了第一手科学研究素材。 
   纵观60年丁村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石器地点的分布和范围尚不十分清楚;目前石器地点虽然多达30余处,但近年来的发现表明,只要做工作就会有新发现,说明我们对丁村遗址群的了解和认识还只是初步的。其次,发现发掘与研究还只是初步的;丁村遗址群以往发现的地点除少数地点经过正规发掘外,多数地点仅仅属于初步调查,其文化内涵还有待深入发掘。第三,丁村一带的地质地貌研究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开之谜,需要继续深化探究。第四,丁村考古的年代测定、多学科研究工作开展得很不够。第五,遗址的保护、利用和展示十分欠缺,亟待解决。目前,我们按照《丁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工作计划》中,集发掘研究保护利用于一体的考古理念在进一步发掘的基础上,设立了石器打制技术分析、年代学研究、原料调查、地貌复原、黄土堆积环境分析等多个科研方向。

 

责任编辑:惟洛